恍惚间，华弟的思绪已经回到了昨天的那个下午。

当时他在波鞋街，往自家场子里运送一批酒水。

沾着太保的光，旺角一带有什么烟酒生意，和联胜都钟意分华弟一份去做。

本来以为又是平平淡淡...

我坐在医院输液室的塑料椅上，左手背扎着针，透明药液一滴一滴坠入软管，像倒计时。窗外是九龙城寨边缘灰蒙蒙的天，云层压得很低，仿佛随时要塌下来，砸碎底下那些歪斜的招牌、锈蚀的铁梯、晾在半空的褪色裤衩。我盯着吊瓶，数到第七十三滴时，手机震了一下。

不是微信，不是短信，是港岛警署内部加密通讯软件——“鹰眼”的弹窗。头像是一只闭着左眼、右眼瞳孔里嵌着蓝光十字的乌鸦。发信人：陈国栋。

消息只有七个字：「阿Ken，你人在哪？」

我没回。把手机扣在大腿上，掌心压着冰凉的金属壳。三秒后，它又震。这次附带一张照片：一只沾着泥的黑色皮鞋，鞋尖正踩在我三天前丢在旺角砵兰街后巷的那张名片上。名片边角卷起，印着“金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”和一行小字——“钱能说话的地方，我不开口”。

我喉结动了动，没咽下去那股铁锈味。

就在这时，输液室门口传来一阵骚动。两个穿便衣的男人并排站着，一个戴金丝眼镜，另一个左耳垂有颗黑痣。他们没看我，却把目光钉在输液架编号“B-17”上——正是我坐的位置。金丝眼镜抬手整了整袖口，露出腕表内侧一道浅疤，形状像被刀尖划过的港币符号“$”。

我慢慢把右手伸进裤兜，摸到那枚硬币。不是港币，是枚1983年铸造的英国女王头像二便士，边缘已被磨得发亮。它本该躺在我书桌抽屉最底层，和七张不同银行的存单、四份境外信托文件、两封已拆封未寄出的辞职信一起。可昨晚发烧到三十九度七，我烧糊涂了，把它塞进了裤子右边口袋——就像小时候把护身符揣进裤兜，以为能挡子弹。

“Ken哥，打搅下。”金丝眼镜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让隔壁打呼的老伯猛地睁开了眼，“陈Sir说您今天不方便接电话，所以让我们来送点‘退烧药’。”

他伸手，掌心摊开。不是药瓶，而是一只黄铜怀表。表盖微启，里面没有指针，只有一小片干枯的紫荆花瓣，叶脉清晰如刻。我认得这花——上个月十七号，我在中环汇丰银行金库B区签完最后一份离岸协议后，从陈国栋西装翻领上摘下来的。当时他说：“Ken，你签的不是合同，是遗嘱。”

我笑了下，牵动太阳穴一阵抽痛：“陈Sir自己不来？”

“他现在在赤柱监狱探监室，见一个刚吐完血的越南船民。”黑痣男忽然插话，手指无意识摩挲耳垂，“那人临死前交代了三件事：第一，八三年他替人运过一批货，货箱编号K-8807；第二，收货人付的是旧版英镑；第三……”他顿了顿，视线扫过我手背上的针头，“第三，运货的船，是你爸当年开的‘海升号’。”

我指尖一紧，硬币棱角割进肉里。

“海升号”沉没于1984年12月17日，台风“爱丽丝”过境当晚。官方报告写明：船员六人全部失踪，事故原因为舵机失灵。可我在去年整理父亲遗物时，在他航海日志夹层里发现一张泛黄纸条，上面用红铅笔写着：“K-8807没装货，装的是人。陈国栋说，活的比死的贵三倍。”

原来那时候，陈国栋就认识我父亲。

我缓缓抽出右手，硬币滑进掌心，冰凉，沉重。输液室灯光忽然闪了两下，惨白光线在金丝眼镜镜片上跳动，像某种摩斯密码。我听见自己说：“你们知道为什么港岛所有码头装卸工都怕我吗？”

没人接话。连隔壁打呼的老伯也屏住了呼吸。

“因为我从不碰货。”我抬起左手，让针头随动作微微晃动，药液在管中拉出细长银线，“我只碰钱。钱干净，钱不会开口，钱不会在半夜敲你家门说‘你爸骗了我’。”

黑痣男耳垂的痣颤了颤。

“但今天……”我拇指用力，硬币边缘深深陷进掌纹，“我想碰点别的。”

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输液室大门被撞开。不是警察，是三个穿灰色工装裤的年轻人，胸前绣着“永盛清洁公司”。为首那人手里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，袋口松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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