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露出半截沾泥的船绳——麻纤维粗粝，打着死结，结扣处浸着暗褐色污迹，像干涸的血。

金丝眼镜脸色变了。他认得这绳子。去年油麻地码头命案现场，死者手腕就是被同款绳索勒断三根肌腱，法医报告注明：“绳结手法为越南南部渔民特有，需左手小指反扣三圈。”

“Ken哥！”工装青年咧嘴一笑，牙缝里卡着菜叶，“您要的‘退烧药’，我们顺路从观塘货仓捡的。”他抖了抖垃圾袋，里面哗啦作响，滚出几枚生锈螺丝、半截橡胶软管，还有一小叠湿透的纸——是八三年《南华早报》航运版，头条标题被咖啡渍晕染成墨团，但依稀可辨：“新界西岸疑现非法移民中转站”。

我盯着那叠报纸，突然想起发烧前做的梦：父亲站在甲板上，背后是燃烧的“海升号”，火光把他影子拉得极长，一直延伸到我脚下。他没说话，只是把一枚硬币放进我手心，硬币滚烫，烙得我掌心起泡。

原来烧得最狠的时候，身体比脑子更诚实。

“B-17号病人！”护士推着药车进来，口罩上方的眼睛扫过我们，“谁在输液还玩手机？限你三十秒关机！”

我低头，看见手机屏幕还亮着。陈国栋又发来一条消息，没有文字，只有一张图：赤柱监狱探监室监控截图。画面角落，陈国栋西装笔挺，正弯腰替那个越南船民整理毛毯。船民抬起脸，左眼蒙着纱布，右眼瞳孔深处，映出陈国栋领带夹上那枚小小的紫荆花徽章——和我怀表里那片干枯花瓣，出自同一株树。

我忽然明白了。

陈国栋不是来抓我的。他是来还东西的。

还我父亲欠他的命，还我这些年替他洗的黑钱，还那艘沉船底下埋着的、足够掀翻整个港岛警队高层的账本。

“关机。”我对护士点点头，当真按灭屏幕。

然后，在金丝眼镜和黑痣男凝固的目光里，我拔掉了手背的针头。棉签压住渗血的针眼，温热的液体顺着小臂往下淌，混着药水的苦味。我站起来，工装青年立刻把垃圾袋递过来。我没接，只从他工装裤后袋抽出一把剪刀——不锈钢刃，刃口带着新鲜磨痕，显然是今早才开的封。

“K-8807的货箱，”我盯着剪刀寒光，“钥匙在哪？”

金丝眼镜喉结滚动：“……在陈Sir保险柜，密码是你生日。”

“不对。”我把剪刀尖抵在自己左手虎口，轻轻一划。血珠涌出来，圆润，鲜红。“是他替我改过的生日。1967年10月28日，那天中环暴动，我爸在遮打道帮人运过一车汽油——给左派，还是右派？”

黑痣男终于开口，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铁皮：“……两边都运。陈Sir说，你爸是唯一敢在枪口下讨价还价的人。”

我笑了，把剪刀插回青年裤袋，转身走向输液室后门。门楣上贴着张褪色告示：“紧急出口，仅限火灾使用”。我推开门，外面不是楼梯，而是条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维修通道，墙壁潮湿，爬满霉斑，头顶应急灯滋滋作响，投下晃动的绿光。

“Ken哥！”工装青年追上来，“陈Sir说，今晚十点，葵涌货柜码头D7区，有艘货轮靠岸。船名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头也不回，脚步踩在锈蚀的金属梯阶上，发出空洞回响，“‘海升号’的姊妹船，‘海平号’。”

身后传来压抑的抽气声。海平号在1985年就因走私军火被海关击沉，残骸至今躺在大屿山以南海沟——除非有人把它捞起来，刷上新漆，换副假船籍。

我摸向裤兜，想再确认那枚硬币还在不在。指尖触到的却是另一样东西：一张硬质卡片。抽出来一看，是张泛黄的船员证，照片上是我父亲，二十多岁，头发乌黑，眼睛亮得惊人。证件编号：HKMS-8807。发证日期：1983年11月3日。

我停步，仰头看那盏滋滋作响的应急灯。绿光在我瞳孔里分裂成无数个晃动的叉。

原来父亲把钥匙，藏在了最不可能的地方——我的病历本夹层里。而病历本，此刻正躺在医院缴费窗口的塑料托盘上，旁边摆着一张刚打印出的缴费单：金额栏写着“￥3,887.00”，诊断结果栏潦草写着“病毒性高热，建议住院观察”。

三百八十八万七千块。恰好是K-8807货箱当年的市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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